北大国发教授卢锋: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疫情——新冠疫情国际经济影响初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20-03-19 浏览量: 3239

本文根据卢锋教授在3月11日北大国发院“国家发展”系列线上讲座第六讲的内容整理

一、新冠疫情开始产生全球性冲击

2月12日我在短文《本次疫情影响更加复杂棘手》中,从七个方面讨论了这次疫情经济影响比非典疫情更加困难的原因,其中第七点“……外国经济由于自身问题发生重大调整甚至衰退危机,是否会与我国经济疫情冲击派生调整产生某种诱因机制联系和共振现象,万一发生这种情形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何种回馈作用,在经济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带来什么问题,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对这些小概率可能情景也需关注……”。现在一个月过去了,应该说形势正是朝这个方面在演变,一个月前小概率场景正在变成大概率情景。

3月8日沙特宣布将扩大石油生产,大幅调低石油供货价格,导致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降;美国股价继2月下旬大幅下跌两位数后,3月9日下跌超过7%启动美股历史上第二次熔断机制;2月中旬后半期以来国外疫情加速扩散升级,一些疫情严重的城市已经出现了抢购、抢兑医疗资源的情况。虽然难以准确预测全球疫情演变前景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影响,但是可以看出正在发生的疫情是当代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次疫情将会成为流行病疫情冲击影响全球经济的教科书案例,大尺度改写疫情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与内容结构。

最初局限一隅的个别病例为何能在几个月对很多国家公共卫生和经济社会带来冲击?新冠肺炎这类新型传染病大范围国际扩散的经济、社会和流行病学根源是什么?应如何看待这个急促深刻的巨大变局并有效应对疫情给国际经济带来的冲击?

今天我们侧重从全球化背景条件角度初步探讨。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利益福祉同时,客观上也增加了新型流行病发生与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全球经济阶段性特点对疫情冲击国际经济影响具有重要解释作用;全球性疫情提出了国际社会应如何改善治理、加强合作以更好推进全球化的现实问题。

二、全球性疫情的时代背景

有必要从全球化环境角度认识这次危机的根源及其展开形态。这里初步从五个方面观察这次疫情发生及派生巨大经济冲击的全球化环境背景:

1)诱致人兽共患病风险增加;

2)经济全球化的拓展与深化;

3)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跃升;

4)全球宏观经济脆弱性增加;

5)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危机;

1)环境演变诱致人兽共患病风险增加

“人兽共患病”指病原微生物是人和禽畜及动物可能共同感染的传染病。新世纪几次重要国际性流行病疫情,如2003年SARS、甲型 H1N1流感、禽流感、埃博拉及这次新冠肺炎,都属于人畜或者人兽共患病,共同特征是病原体来自于家养禽畜或者野生动物。几十年前有关国际机构对传统“人畜共患病(zoonosis)”概念,赋予“人兽共患病”的新含义,以警示野生动物作为宿主的病原体引发人类传染病风险上升。这次新冠肺炎以及17年前我国非典疫情,在流行病类型上都具有“人兽共患病”特征,显然上述警示具有合理性和预见性。

人兽共患病发生流行有其偶然因素,然而也跟我们全球化时代环境存在多方面联系。气候变暖、城市化、少数人收入增长后偏好野味得以更大程度满足、甚至越来越多国民愿意饲养宠物,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在客观上增加这类共患病发生概率。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之后,WHO以及其他几个相关国际组织就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主题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份健康”。该会议提出包含12点内容的“曼哈顿原则”,其中要点之一就是呼吁采取更加系统性的方法预防人兽共患病及其可能的全球流行。

2)经济全球化的拓展与深化

全球化拓展诱致新型流行病发生频率上升,国际经济交往扩大为传染病国际传播提供便利。如国际旅游规模空前扩大。国际旅游2000年约15亿人次,过去20年增加一倍左右达29亿人次;2015年国际移民2.4亿,比世纪初增加约三成。

从贸易和投资角度看2018年贸易依存度将近60%,比世纪初增加11个百分点;同期各国FDI存量占全球GDP比例增加16百分点,达到37.9%。

全球供应链(GVC)程度新世纪进一步提升。GVC占贸易比重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达到46.7%。一旦全球供应链重要参与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会对国际经济产生比历史时期更大扰动。

3)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跃升

此次疫情首发地是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国际重要性提升,与历史时期比较疫情带来经济扰动影响的外溢作用客观上也会增加。

中国对世界旅游业的影响。中国旅游的人数从非典前不到1000万人,增长到2018年将近1.5亿人,增长了15倍,旅游支出增长了18倍;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占世界出国旅游人数的比例,从2005年的3%增长到2017年的9.9%,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中国出境旅游的空间分布结构与距离高度相关。七成左右集中在港澳台和周边国家,春节期间出境目的地国家泰国最多,周边九个经济体占70%以上;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占比也在快速增长,2017年已经达到了29.7%。

中国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占比较高。中国经济的规模20年前大概占全球4%左右,上升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6%,它的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非典时期的1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30%以上,在一些大宗商品、汽车需求的领域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更高。

以上变化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追赶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就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由于各种内在或外在的冲击产生一些波动,客观上也会以较大影响力传递到外部,并且会通过一个回馈效应反转影响到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

4)全球宏观经济脆弱性增加

在过去十多年的后危机时代,各个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依靠超强的刺激来维持经济增长,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宏观金融脆弱性不断积累,这一点美国最为明显。

数据显示,美国的股票价格今年2月已经成倍地高于历史的最高水平,住房价格也不同程度地高于历史的峰值。并且,美国的政策储备空间也在大幅压缩。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危机以后是超量宽松,2015年以后曾经努力想让货币政策正常化,也曾多次升息,但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只是边际的调整,货币供应量、流动性仍然较高,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累计的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甚至有可能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正在逐步朝着二战历史最高水平的位置逼近,因此美国本身面临着一些结构性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旦遇到一个外部的冲击,就可能难以应对。

一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疲弱性也在增加。新世纪初年一度增长表现非常好的,如非洲、中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速在过去几年都出现了明显回落;巴西和俄罗斯这些资源出口国,随着商品景气的回落,增速也在放缓,特别是阿根廷、土耳其,这些曾经被看好的新兴国家,在过去的一两年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国际收支压力和金融风险。这些国家在面临经济的冲击时,他们的金融脆弱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都有值得观察的地方。

5)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危机

近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跟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挑起贸易战;WTO改革正在推进,但是面临诸多困难,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显示多边治理的机制面临巨大压力。这也就意味着在最需要合作面对危机风险的时候,国际合作本身面临挑战重重,甚至战后国际合作的某些规则基础都面临新的质疑。

三、疫情国内演变和国外扩散

疫情的国内演变过程及态势。12月初国内疫情发生,因一些原因预警有所滞后,到元月下旬已濒临失控边缘,政府不得不采取武汉封城和全国性隔离措施;经举国动员抗疫,我们较快遏制了疫情恶化态势,2月中下旬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每日新增病例数据显示,不同新增确诊病例指标先后在2月上旬达到峰值后回落。但是武汉、湖北及其支配的全国上述指标数据,在2月12日出现了一个大幅跳升,然而其原因并非由于用新增病例显示的实际疫情发生类似比例的反复,而主要是由于武汉及湖北统计确诊病例的标准做了重要调整,具体而言就是把早先没有计入的门诊确诊病例一次性算进确诊病例。把跳升数据分摊到包括当天和早先一段时期,可见2月上旬到中旬初几个不同新增病例指标先后经历峰值后回落。全国除湖北指标在2月20日由于一次性体现监狱系统疫情信息而跳升200多个,并未改变新增病例持续下降趋势。

随着新增病例指标经过拐点,我国累计病例指标曲线也变得越来越平。与非典时类似,在政府动员举国抗疫后大约2个月前后,全国范围有望基本战胜疫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在逐步走向终结。

我和吴思芮在文章《疫情空间分布的成因与思考》中探讨了国内疫情的空间分布特点。从各地报告病例数量上来看,武汉将近5万病例最多(3月7日24时累计49912例),占全国约8万病例接近6成;然后是湖北各地市病例较多;其它每个省市区都有病例报告。这些武汉以外的病例是由武汉在节前500万外出旅行者的不同的目的地分布所决定的,该分布又是由不同的地方跟武汉的距离所决定的。

我们用经济学重力模型,以各地人口及其与武汉距离两变量,能解释各地作为目的地吸引武汉500万外出者约84%样本差异:给定与武汉距离的显著反向关系,人口越多吸引武汉外出者越多;同时,给定与武汉距离,各地人口规模仍对发病数有显著解释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特定地区人口越多,人际交往密度越大,社交聚集频率越高,特定数量外来已感染者形成扩散可能性越大,另外该地区内部二次传播可能性上升。

国外疫情的扩散过程。最早报告病例是元月13日武汉飞泰国乘客,到元月下旬国外每日报告病例仅有个位数。2月中旬前期日增量升到几十位,中旬后期至100多位,下旬前半期200-300位,2月底日增量飙升过千人。从相关数据看,2月下旬全球疫情进入快速蔓延拐点。

作为原发地,我国元月下旬开始进入举国动员抗击疫情阶段,因而较早进入疫情逆转期。外国疫情快速蔓延比我国推迟20多天,加上各国应对力度和效果不同,快速蔓延时期显著长于我国应是大概率事件。

四、新冠疫情的国际经济影响

一个国家发生了疫情,特别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在全球经济增量中举足轻重,在全球供应链以及全球出境游市场举足轻重的大国经济体,一旦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和公共卫生事件,从逻辑上来看难免可能会向国外扩散,形成某种国际影响。

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借鉴,早先疫情经济学侧重研究流行病涉及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特征、比较微观层面疫情防控成本收益关系等问题,很少研究对宏观经济影响,这次疫情以创纪录的方式呈现了一次大规模流行病可能对国际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基于经济学常识及新冠影响现有经验观察,可以初步把疫情国际经济影响分四个阶段作用。

一是早期原发国疫情的外溢作用(外溢效应)。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难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重要的拖累和影响。这一影响在全球化的环境中首先就会发生外溢效应。即便这个疫情没有显著地、大范围地传播到国外,一个国家如果自身发生了疫情,它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影响到国外。

二是疫情国外扩散诱发外部经济扰动震荡(外震效应)。疫情没有国界,尽管各国都会去加强边境控制,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疫情的扩散。疫情扩散到国外以后,会影响到外国经济的运行,诱致外部经济产生一些扰动和震荡。

三是国外疫情和经济影响回流疫情原发国(回流效应)。在新冠肺炎案例上,国外的疫情和经济影响就会反过来影响到中国。

四是主要国家经济影响互动共振全面展开(共振效应)。外溢效应、外震效应和回流效应,三者最终逻辑上来说有可能形成一个共振或者互动。

四个阶段的划分都不是绝对的,不同阶段的效应虽然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有阶段性,但它可能也会有所交叉、同时发生。目前已经发生的主要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刚刚开始,第二阶段也是早期阶段。

1)第一阶段:疫情扰动国内经济影响的外溢效应

国外疫情的发展主要是在2月下旬以后,因此大概可以说在2月下旬之前发生的主要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后发生了外溢作用。逻辑上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旅游及相关行业“暂停键”外溢影响;对市场预期较为敏感行业部门影响;经济受扰动对外贸和供应链的影响。

一是旅游及相关行业因疫情面临“暂停键”并一定程度产生外溢影响。1月21日武汉加强进出人员管控。此后几天30个省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1月27日所有旅游团队业务含出境游全部暂停。2019年春节黄金周(除夕到大年初六)出行人数4.21亿人次,今年1月24日至1月30日全国出行人数总共才1.518亿人次,大降63.9%。境外旅游预计700万人绝大部分未能成行。携程黄金周变成“退票周”。国际旅游及相关行业如酒店、邮轮游轮、航空、娱乐等遭受重创,国外重要景区陷入萧条。

二是对市场预期较为敏感行业部门可能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经济在全球处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大宗商品和能源供求影响举足轻重,因而有理由推测中国经济受到疫情显著扰动,可能会对大宗商品、石油能源、海运指数等经济指标较快产生外溢影响。然而观察相关指标景气统计数据,这个时期除波罗的海指数继续早先走低趋势加快下降外,其它指标这个特定时期并未大幅波动,而是要等到2月下旬和3月份才发生明显异动。原因可能是疫情前期国内外学界评估新冠疫情经济影响普遍认为较为温和,加上缺少类似这次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剧烈冲击的历史经验参照,降低了市场定价反应敏感度。

三是国内经济短期扰动拖累对外贸易,并对疫情比较敏感的供应链产生某种影响。2月我国PMI直降到35.7,反映疫情对制造业正常运行短期形成很大冲击,并拖累1-2月出口负增长17.2%。由于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比SARS期提升好几倍,国内经济波动难免对国际经济形成短期结构性传导。最直接影响是春节期间我国境外旅游700万人,很多在春节黄金周及以后未能成行,对我国游客偏好的国外景区带来影响。据媒体报道,在汽车、电子等全球供应链行业,疫情影响也较早形成不同程度传导。

2)第二阶段:国外疫情对其经济的冲击作用

2月下旬国外的疫情快速蔓延扩散,对国外的经济开始带来影响。如果疫情的国际扩散很有限,并且原发国的经济影响又比较小,那疫情的国际影响可能就很有限。比如非典疫情尽管对国内的经济造成了影响,但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体量也比较小,疫情的国际扩散病例数量较少,其国际经济影响就比较有限。

但是这次不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加快扩散传播,诱发其它国家金融经济波动的第二阶段作用很快显现。由于不同国家在疫情严重程度、宏观经济基本面条件、主导行业特点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等方面不同,这个阶段疫情经济影响差异也会比较大。

近来美欧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是第二阶段经济影响的突出表现。2月21日美国CDC官员公开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国蔓延,美国卫生官员正在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做准备。2月25日CDC再次警告新冠肺炎可能蔓延,呼吁公众做好准备。2月28日美国华盛顿州出现首例死于新型冠状肺炎患者,次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及美国疾控中心官员等一同出席发布会,通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及防控措施。美国社会开始转向疫情防控运行模式。

作为经济晴雨表,美国股市率先对疫情形势恶化做出剧烈反应。股市价格2月下旬大跌10%以上。美联储3月3日降息50基点,试图以此提振市场信心。然而联储干预未能阻止股市继续动荡,3月9日股价大跌超过7%,导致美股历史上第二次启动熔断机制。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在美国时间今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应对疫情和金融动荡的应对政策。出台什么内容?后手效果如何?可以继续观察。

在疫情导致经济预期走低打压石油需求背景下,3月6日OPEC+联盟有关石油减产谈判破裂。沙特随即大幅下调4月销往国外原油官价,表示4月原油供应将增加260万桶/日达到1230万桶/日。俄罗斯也随之表示计划增产,诱发国际油价一度大幅调水30%。油价波动深层原因应是后危机时期全球石油供求关系变化,也与沙特代表的OPEC与俄罗斯等非OPEC联盟国利益协调矛盾有关,然而疫情冲击经济显然也发生了重要催化剂作用。

疫情国际影响第二阶段的演变趋势。第一,取决于美国金融振荡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情况。这又取决于美国疫情的发展以及美国的干预政策,好的情况下也许振荡有限,或者是温和的经济衰退,之后就能回到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像美国有的专家预测得那样,相当大比例的国民感染新冠肺炎,出现上百万严重的病例,则不能排除它不会超过金融海啸的程度,甚至可能对美国的大选选情产生某些颠覆性的影响,后续变化难以预料。

现在欧洲的疫情发展也很快。如果疫情进一步的冲击得不到控制,它会跟经济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在欧债危机以后会不会形成新的冲击和考验,均不确定。东亚日韩疫情前一段也比较严重,近日似乎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动向,这些国家的疫情跟经济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也有待观察。

3)第三阶段外部疫情与经济波动回流作用。

现在的回流主要表现的是输入性病例的回流,此外中国最近股市波动一定程度可能跟美国金融振荡有关。但是由于中国相对来讲疫情控制目前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趋势,央行也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的流动性,中国股市这次尽管波动比较大,比较而言仍相对稳健的。目前第三阶段的影响还是在发酵。

最后第四阶段(主要国家经济影响互动共振全面展开)的发生及进展,主要取决于第二、第三阶段的展开情况。

五、如何应对全球性疫情冲击

第一,中国的应对方案。国内仍然要以抗击和结束疫情作为最优先目标,防控逐步朝常态化方向转变,但是防控意识和必要措施不能放松。其次要重视复工和经济正常运行的优先地位。疫情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但是也要避免过犹不及,某个地区不能因为出现一个病例就要进一步升级控制措施,这样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复工复产成本可能太高,难以承受。再次,宏观政策、财政货币政策要发力,保持合理增速。最后,要针对非典与新冠两次重大疫情在预防和预警环节出现的一些规律性、重复性问题,找出真正原因对症下药,以深度的改革来提高制度的功能和治理的效率。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该改的改到位,就是对全球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各国应尽快扭转疫情发展趋势。各国应动员努力,并展开国际合作,尽快扭转疫情整体发展加剧的趋势。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和基本结束后,可凭我们较强的物资装备供给能力、医护专业人才总量能力和最早抗疫的实战经验为国际抗疫发挥特殊作用。

第三,各国在宏观方面应主动协调。各个国家应密切跟踪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进展情况,在保障全球宏观经济稳定、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主动协调的建设性作用。

在第二和第三个应对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从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层面来设计应对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方面都有进一步具体探讨的余地。

最后,企业家的应对之策。今天是EMBA项目举办的讲座,也对企业层面应对谈几点浅见。不到20年我们发生了两次类似性相当高的、重大的疫情冲击,并且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给我们所有的企业高管提供一个警示,就是需要建立一个疫情防范和应对的意识,如行业选择、区域布局决策时或许要把疫情可能发生及影响应对作为必要因素,纳入战略决定的思考框架;疫情对供应链和全球化影响,应作为企业决策的环境因素适当考虑;此外,疫情也可以为增强企业抗逆能力和制定应急预案提供情景参考:包括如何为员工提供行防疫防护,在显著减员下如何保障安全同时维持生产,如何利用网上营销和视频办公作为替代模式等等。(张彤 整理)

编辑:颜回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MBAChina立场。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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